专家访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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旷世伟人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(之九)

来源: 时间:2019-10-08 16:42:07 浏览次数:

睿智超群 蕴藉厚重 --------毛泽东公文的哲理性 毛泽东公文的风格和特点表现在很多方面。

旷世伟人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(之九)

 睿智超群  蕴藉厚重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--------毛泽东公文的哲理性

毛泽东公文的风格和特点表现在很多方面。
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,就是它的哲理性。这固然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自己的辩证发展规律,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实践过程,也得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,但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和理论家,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文字巨匠,因而能在公文中运用自如地阐发哲理。
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公文的这一特点,对我们总结公文写作规律,提高当代公文写作水平,从而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,是大有裨益的。
有人认为,公文为其本质特性和实用功能所决定,在写作时要求事实准确切当,结构符合规范格式,语言简明扼要,而对明理似乎不必太强调。即使说理,也不过是就事论理,作一定的分析,讲一些道理,至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阐发哲理,是不可能也难以达到的。
这种认识是片面的,是一种对公文写作的误解。诚然,公文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,有着和文学、学术论文等其它精神产品不同的特殊要求,必须首先做到事实准确,格式规范,语言简洁,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文只能叙事,难于明理,不能明理。
公文作为一种施政的文字工具,其功能作用的发挥,有赖于实践上得以贯彻执行。
而要达到这一点,仅凭公文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是不够的,重要的是应使公文的执行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,启迪他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。毛泽东同志说:“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,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,每一个斗争,不但领导干部懂得,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,都能掌握,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。”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2版第4卷,第1319页。以下引文凡出自《毛泽东选集》的,简写为第几卷第几页)不把道理讲清楚,说明白,广大干部群众如何懂得;不懂得又怎样能掌握并正确地贯彻执行。旧时代反动阶级的公文,不讲道理也不敢讲道理,因为他们手里不掌握真理,只能奉行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。
我们今天的公文是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,也要依靠人民和他们的代表来贯彻执行。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公文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讲道理,并且要讲充分,讲明白,讲透彻。
明理有两种方法,两个层次。一种是依事明理,即就某一公文的具体事项,讲明为什么要这样做,为什么不能那样做的道理。这是一般公文撰写者可以做到的。还有一种,是依事生发开去,高屋建瓴地从世界观、人生观、方法论的角度讲清道理,阐明规律,提高认识,指出方法。
当然,由于公文文体的特点要求,所明哲理不必要也不可能像学术论文那样长篇浩幅,旁征博引,多层次多角度地反复论证,而是依公文的具体内容,画龙点睛,予以升华,常常成为警句名言,可谓一字千钧。这种明理,站得高,望得远,其功能作用的巨大和深透,非一般公文所能达到。
譬如,针对“大跃进”以来农村工作和其它方面的“左”倾错误,党中央在1962年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,在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后,又制定了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(草案)》。毛泽东同志在修改这一公文时,深感应该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经验教训,为此增写了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?》一段话,这段话深刻地论述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,清算了当时在农村和其它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唯心论、形而上学等不良倾向,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。
其中的许多哲理名言,诸如“物质可以变成精神,精神可以变成物质”等已广为人们传诵。
这段公文的意义,已远远超出了《决定》本身,其功能作用,不仅在当时,就是在今天、在将来,都是无比巨大的。毛泽东公文哲理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,表现在许多方面,每个方面又有许多具体内容。有关于宇宙世界的哲理,诸如“人们的社会存在,决定人们的思想”,“人的正确思想,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,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”,“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”,“一个正确的认识,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,由精神到物质,即由实践到认识,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,才能够完成”。
关于唯物辩证哲理,例如“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。这个规律,不论在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,都是普遍存在的。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,又斗争,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。”(第5卷第372页)“前途是光明的,道路是曲折的。”(第4卷第1163页)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,有所发现,有所发明,有所创造,有所前进。停止的论点,悲观的论点,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,都是错误的。”(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下册第845页)。
关于人生哲理方面,例如“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,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,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。”(第3卷第1096页)“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;替法西斯卖力,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,就比鸿毛轻。”(第3卷第1004页)这就是我们的生死观。“享受让给人家,担子拣重的挑,吃苦在别人前头,享受在别人后头。”(第4卷第1162页)这就是我们的苦乐观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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