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旷世伟人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(之十五)

来源: 时间:2019-10-08 16:38:22 浏览次数:

旷世伟人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(之十五)

文理交融  理深意切

——毛泽东公文的理趣

     公文写作,一般只是叙事、说明,既不论理,也无文采。然而,并非所有公文都是如此。

    有些公文,依照需要与可能,既可以叙之以理,也可以辅之以文采,古今皆如此,盖莫外焉。

    毛泽东同志的有些公文就是这样,既有理论的阐述,又有文采的铺叙,文理交融,理深意切,堪称公文写作园地中的奇葩。

    晋代大文论家陆机在其《文赋》中说:“理扶质以立干。质就是文章的内容主旨,干就是为确立某一基本内容主旨的基本观点和依据。有些公文主旨的确立,是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来扶持的。孔子在当时评论郑子产的公文时曾说: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。”称赞子产的公文有文采。显然,文采的铺叙,是与其社会效用相联系的。    

     由此可见.有些公文不仅不排斥文理的渗透,而且恰恰相反,文理的渗透是必不可少的,倘不如此,就不能发挥公文的社会效用。    

毛泽东同志文理交融的公文,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:

一、通过析理与析词,加强理论的深度

    析理,就是对事理的分析。分析,就是解剖事物的矛盾。对于社会科学而言,人的因素参与干扰很大,同一事情,张三说是,李四说非,参与此种情形的评论,就要进行分析,“是”要说出是的道理,“非”要说出非的道理。析理常用的方法有:历史分析、现状分析、对比分析等等。毛泽东同志有很多陈述观点的公文,常伴之以深入的理论分析,例如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中“糟得很”和“好得很”一节,就体现了深入的理论分析,其文曰:

    总而言之,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“糟”字。实在呢,如前所说,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,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。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,不法地主阶级,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,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的墙脚。打翻这个封建势力,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,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,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。

   这是好得很。完全没有什么“糟”,完全不是什么“糟得很”。“糟得很”,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,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,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,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。

   农民运动这件事,是好还是坏,看法各异。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以“好得很”的立论,做了深入透辟的分析,使持有“糟得很”论调的人,在理论上再无立足之地。

    又如在《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》一文中,毛泽东同志针对蒋介石指责当时进步势力为“反动派”做了如下的分析:

     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“反动派”包围的话。 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“反动派”究系一些什么人物,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“反动派”三字作何解释。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,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:(一)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;(二)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;(三)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;(四)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;(五)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;(六)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。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。蒋氏所说的 “反动派”,不是别的,就是这些势力,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,蒋氏则叫作“反动派”罢了。 

     这是对把进步势力说成是“反动派”的回击,作者抓住“反动派”这一词语,以大量事实说明,给进步力量以“反动派”之称是荒谬的。

    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,目的是肃清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,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步入正轨。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中,反复强调了要端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,要求广大党员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。

   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,他提出了要“有的放矢”和“实事求是”。并对 “有的放矢”和“实事求是”作了精辟的解释,他说:“的”就是中国革命,“矢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“矢”,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“的”。

    这种态度,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“实事”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,“是”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,即规律性,“求”就是我们去研究。 

    毛泽东同志的公文,有不少篇章都有析理与析词,这是一种加深理论认识的语言手段,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。尤其是到五十年代以后,这种析理、析词方法的运用,就更加成熟。例如1956年在《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》一文中,谈到进还是退、上马还是下马问题时,文曰: 进还是退,上马还是下马,都要按照辩证法。

     世界上,上马和下马,进和退,总是有的。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?我们走路,不是两脚同时走,总是参差不齐的。第一步,这个脚向前,那个脚在后;第二步,那个脚又向前,这个脚在后。看电影,银幕上的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,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,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。《庄子》的《天下篇》说:“飞鸟之景,未尝动也。”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:又动又不动。净是不动没有,净是动也没有。动是绝对的,静是暂时的,有条件的。

     这段分析进与退、上马与下马的言论,是何等的精辟。在同一文中,当谈到有些人不讲辩证法,片面学习苏联时,又曰:

    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,不分析,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,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。其实,中国的东西也好,外国的东西也好,都是可以分析的,有好的,有不好的。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,有成绩,有缺点。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,总是有两点,有优点,有缺点,不是只有一点。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,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。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。

     中国古人讲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不能只有阴没有阳,或者只有阳没有阴。这是古代的两点论,形而上学是一点论。现在,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。他们片面地看问题,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,一切照搬,不应当搬的也搬了不少。那些搬得不对的,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,也须改过来。

     这段论词,中心观点是批评当时一些同志的片面性,对苏联的东西一切照搬,指出这是不讲辩证法的一种表现。

   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代文化,不仅了如指掌,而且善于灵活运用,以上两段论述,前者为析词,后者为析理,都很精当。  

二、以理为干,辅之以文

    理是使观点得以确立的骨干、支柱。为了使理更具有说服力、感染力,有时要辅之以相应的文采,从而使文章能够达到文质彬彬、异采纷呈的效果。毛泽东同志的不少公文,则采用了此种手法,既有理的阐述,又有文的铺陈,光彩夺目,堪称典范。

    例如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中,讲到“十四件大事”,其中第七件,谈到破除对菩萨的迷信时,文曰: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,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,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。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:‘引而不发,跃如也。’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,烈女祠、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,别人代庖是不对的。”

     这是“理”的阐述,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道理,作者又以他自己向农民作宣传的经验进一步作了补充。文曰:信八字望走好运,信风水望坟山贯气。今年几个月光景,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。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,大家坟山都贯气;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,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?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:“巧得很罗,如今是委员世界呀,你看,屙尿都碰了委员。”的确不错,城里、乡里、工会、农会、国民党、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,确实是委员世界。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?巧得很!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!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!神明吗?那是很可敬的。但是不要农民会,只要关圣帝君、观音大士,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?那些帝君、观音大士们也可怜,敬了几百年,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!现在你们想减租,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,信神呀,还是信农民会?

    这段文字说明,信神,还是信农民会,不能靠说教,而是靠事实。这段文字不是理论的阐述,而是事实的铺叙,是一段非常富有文采的铺叙,是前面“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”这一立论的补充。

    又如在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一文中,谈到红军的大转移,文曰:“这个大转移,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。在转移中,红军本身又有很大削弱。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,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,我们是遭遇到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。这种说法对不对呢?我以为是对的,因为这是事实。但是有人说(例如张国焘):中央红军失败了。这话对不对呢?不对。

     因为这不是事实。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,不但要看到部分,而且要看到全体。”应该说,这段夹叙夹议的论述很是透彻。但作者为了增强说服力,增加议论的文采,又例举了一个井底蛙故事加以补充,文曰: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:“天有一个井大。”这是不对的,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。如果它说;“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。”这是对的,因为合乎事实。   

     再如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中,批评了主观主义的态度。他们的表现是:“或作讲演,则甲乙丙丁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;或作文章,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,无实事求是之意,有哗众取宠之心。华而不实,脆而不坚。自以为是,老子天下第一,‘钦差大臣’满天飞。”这虽是具体的叙述,但仍是理性的表述。为了使这一理性论述富有文采,作者说:

    有一副对子,是替这种人画像的。那对子说: 墙上芦苇,头重脚轻根底浅; 山间竹笋,嘴尖皮厚腹中空。

    对于有科学态度的人,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,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,你们看,像不像?

    有了这副对子和这段叙述,就使得前后的议论更加充实,更加多采,更加立体化了。

    仍如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,给党八股列举了八条罪状,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,言之无物。其中提到“长而空不好,短而空就好吗?也不好。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。”这一立论明确以后,下面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方法,以文辅理,颇有光彩夺目之势,文曰:但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,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,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。或者有人要说:《资本论》不是很长的吗?那又怎么办?这是好办的,看下去就是了。俗话说: 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”又说 “看菜吃饭,量体裁衣。

     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,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。这段精彩的论述,其基石有三,一条比喻,两条俗语。有了它们,文采就突现出来了。

    在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·十一月四日的谈话》中谈到要搞社会主义,可说是以文辅理的典范。文曰:要搞社会主义。“确保私有”是资产阶级观念。“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,好行小惠,难矣哉”。“言不及义”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,不搞社会主义。

    搞农贷,发救济粮,依率计征,依法减免,兴修小型水利,打井开渠,深耕密植,合理施肥,推广新式步犁、水车、喷雾器、农药,等等,这些都是好事。但是不靠社会主义,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,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。这些好事跟总路线、社会主义联系起来,那就不同了,就不是小惠了。必须搞社会主义,使这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。至于“确保私有”,“四大自由”,那更是小惠了,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。

   不靠社会主义,起从小农经济作文章。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,而希望大增产粮食,解决粮食问题,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,那真是“难矣哉”!

     这段话的理和文结合得非带紧密。开头叙理引文,最后以文结理,中间议论风生,侃侃而谈,使文与理完全融到了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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